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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叶新:我曾是个结巴

1999-09-08 来源:中华读书报  我有话说

 我很小就患口吃。我的口吃是吓出来的。我小时调皮,父亲就叫一个像门神一样的山东汉子手执板斧吓我,我一见到他便惊恐万状,口不能言,久而久之,说话就结巴了。口吃最怕人耻笑,越怕,口吃越厉害。记得上初中时,寒假去南京成贤街的市图书馆借书,面对图书管理员我就是开不了口,因为“同志”的“同”字怎么也说不出来。憋了老半天,非要重重地一跺脚,才能说出。每次跺脚时,“砰”的一声巨响,声震四座,总是把管理员吓一跳。管理员对我说:“你要是对我们工作有意见,请好好提,不必要采取这种惊人的方式。”上高中之后,因为发表了诗歌和小说,很受同学的尊重,自信心也随之增强,口吃居然也逐渐地不治而愈。到了大学,更是踌躇满志,不但自信甚至自负,口吃更是消逝得无影无踪。

可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,不行了,今日挨批,明日挨斗,魂飞魄散,一日数惊,不但不再有自信,连起码的自尊也没有了。精神的紧张,内心的惊恐,使得我又再次口吃。当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有三个著名的结巴,一是剧作家王炼,二是化妆师朱士场,三是我。三人的结巴似有分工。朱士场是一句话的开头结巴;我是中间结巴;王炼最妙,是结尾结巴,话都快说完了,他还结巴!比如骂人,他骂起来是这样的:“滚你的蛋……蛋……蛋……噢!”其实后边三个“蛋”完全可以省略不说,说到前边第一个“蛋”字便可戛然而止,可他老人家为了语气的完整,为了那最后一个“噢”字,非要结巴三次不可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虽日坐愁城,但大伙碰在一起,也会苦中作乐,偷偷说笑,其中也会说到我们三人和别人口吃的笑话。最精彩的有如下两则。一则是说有一青年沪剧演员,说话结巴,唱戏倒一点也不结巴。某日,家中失火,他急忙奔至父亲的单位处,大叫:“爸……爸……爸……爸……爸爸爸爸……”他越急越结,怎么也说不下去。父亲见他急得满头大汗,便举起手做了个音乐指挥的姿势,说:“预备——你唱!”于是这青年沪剧演员立即唱道:“哎格隆咚哟,阿拉屋里天火烧!”终于向父亲报了火警。还有一则说的是我们剧院一个同事的弟弟,也是口吃,他到王炼家去还照相机。别人敲门“笃、笃、笃”,每一记都应是同样的节拍,可这位同事的弟弟敲起门来却是“笃……笃笃……笃笃笃……笃笃……”连敲门也结巴。王炼开门,问:“你找谁……谁……谁呀?”同事的弟弟说:“王……王……”王炼一听,明白了,连忙替他说下句:“……炼。”同事的弟弟点点头。王炼说:“请……请……”同事的弟弟也连忙帮王炼说下句:“……进!”这下该王炼点头了。于是两个口吃的人一同进屋。同事的弟弟说: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哥哥叫我……叫我……来还……还……还……还照相……照相……照相……”王炼不失时机地接道:“……机。”王炼又说:“请……”同事的弟弟说:“……坐。”最后告别时,同事的弟弟说:“再……再……再……”王炼仍然及时地补上:“……见!”这两个结巴子可算是“结”拜兄弟,能“结”二连三,“结”得天衣无缝。此事也不知是真是假。王炼是个极忠厚的人,听了也只是笑笑,最多再骂上一句:“滚你的蛋……蛋……蛋……蛋噢!”此时王炼显得越发的可爱。

但最好不要拿口吃患者开玩笑,这是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。不过口吃患者也无需自卑。口吃只是习惯性的语言障碍,并非心智或品格上的缺陷,况且如今已有不少医院可以矫正这种语言障碍。还有一点可以使口吃患者引以为荣的是一些伟人也口吃,如战国的大哲学家韩非、汉代的御史大夫周昌、三国的镇西将军邓艾等,他们或有文名,或有武功,都是了不得的人才,口吃并未妨碍他们建功立业,发挥才干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总书记胡耀邦也有些口吃。70年代末我在北京西山脚下采访女将军李贞时,她就曾对我说过:“胡耀邦善于鼓动,很会演讲,就是手势多,动作大,为什么?他有点结巴,手不挥动就说不出话。”这和我跺脚是一样的道理,情同手足。后来我随《陈毅市长》剧组到中南海演出,胡耀邦上台接见全体演职人员,见他说话时果然有些期期艾艾。像胡耀邦这么伟大的人物,有那么一点口吃,反而觉得伟大得真实,伟大得平易,丝毫无损他的形象。一个领导人,如果硬要掩饰自己的缺陷,竭力要把自己装扮成个完人、圣人,在镜头前始终像演戏似的,那反而显得生硬、造作,不及胡耀邦的口吃来得那么亲切可爱了。

“四人帮”倒台之后,我又逐渐恢复了自信,我的口吃也拨乱反正,彻底根治了。所以就我而言,口吃是种社会病。假如政治环境宽松,社会气氛祥和,人民享有民主和自由,领导者能广开言路并尊重异见,那么像我这类社会性的口吃患者就会越来越少,说起来和表达思想时就能畅所欲言,再也不会结结巴巴了。(摘自《沙叶新谐趣美文》,沙叶新著,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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